在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辽宁、山东等地，频频发生职责部门和官员对各类事故事件不报、迟报、缓报、瞒报、谎报的“怪”事。很多真相浮出水面，多亏了互联网或媒体记者的披露。这种不作为的丑行恶行，不仅与中央大力倡导的说真话讲实话的号召完全背道而驰，而且也引来了社会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强烈批评。
当人们随着新闻报道，关注河南兰考一位农村妇女在孤残儿童遇难中的责任时，却在电视屏幕上无意中看到了当地民政部门办公楼墙上的一则标语——“为党中央分忧”。联想该部门的所作所为，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!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那些引起众怒，也让各级政府十分尴尬和窘迫的怪事?
笔者以为，关键在于人们(特别是公职人员)多年以来形成的不愿、不想、不敢、不能说真话的顽疾。导致社会上假话横行、真话难行的根源，说穿了就是说真话的舆论环境受到了“权力场”和“金钱场”的影响，其中以严重的“权力辐射”为甚。造成阻碍言论畅通，真话实话无法上下通达的，就是在官场和一些官员头脑中挥之不去的“不良政绩观”。
维护和保住个人利益，在官场早已成了求官、谋官、作官、保官、升官的“连续剧”。官职的大小，官阶的高低，是如今不少党政公职人员自我评判和社会评价的惟一尺度，是其人生价值是否实现的最主要的标准，也是其能否保持生命活力、生存质量甚至生活乐趣的最大动力。在这样的心态和不断强化的心理暗示下，公职人员非常明白，任何工作上的庇漏和失职，都会成为升迁路上的绊脚石，成为被同事攻讦和算计的把柄。因此，对上不说真话，对下阻遏真话，邀功诿过，遇到矛盾绕着走躲着走，出了问题竭尽全力(包括使用重金)加以掩盖。让大事化小，让小事化无，几乎已经成了公职人员的习惯思维和习惯动作。
尽管各级政府的大门上都端端正正地写着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但天天在那里喝茶看报开会写文件的公务员们却都心知肚明：“人民”并不能给其“票子”“位子”“车子”“房子”，这一切都是上级领导给的。只要守住摊不出事，只要报喜不报忧，糊弄得“上面”高了兴，哪管身后洪水滔天?试想，具有如此心态，还有真话生存的空间吗?
还记得民国之初，那位袁世凯大总统是怎么被一份份劝其称帝的假报纸所欺骗的吗?还记得在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的“十年动乱”时，那些标榜人民的报纸和广播电视是怎样宣传“形势大好，不是小好”，又是怎样天天高歌“文化大革命就是好，就是好就是好”的?
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。所有谎言的背后都只有一个后果，那就是国运的衰败;所有假话的背后都只有一个真实，那就是百姓的劫难。国外有一则十分辛辣的笑话，说是在一次撒谎大奖赛中，参赛资格上规定，政客不得参赛。因为若允许政客加入赛事，旁人只好望尘莫及。笔者以为，政治家与政客的根本区别，就在于愿不愿听真话，敢不敢讲真话。因为只有真话才是国之脉动，民之心声。听不到真话，等于医生听不到脉搏，又何谈对症下药?
当然，不说真话的公职人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。假话之所以能够“茁壮成长”，是因为有其丰厚的精神土壤。排斥真活、激活假话的“土壤”，就是不良的文化传统和眼下制假造假的社会风气，就是一切真话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正在发生剧烈地摇摆!
真话的道德基础是什么?是诚信。在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说真话讲实情的基础又是什么?是包括公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和法治公信在内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。而如今，我们时常看到的，不是“真”在驱逐“假”，而是“假”在冲击“真”：假药、假酒、假车、假证、假唱、假币、假情、假义、假食品、假名牌、假大夫、假公仆、假学历、假文凭、假数字、假业绩、假评比、假招标、假考察、假处罚……总之，在我们周围，“假”已成灾成祸，昔日区区不言的假货，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“假祸”，是真正的祸水横流!如今，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敢拍着胸脯说，自己从未有过受骗上当的经历。试想，如果让这种社会氛围长期存在，荣与耻还有界限吗?真与假还会分明吗?
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：“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”;也不止一次地要求各地领导人要讲真话，道实情。由此可以明白，实干的基础是实情，摸清实情的前提，是要听得到真话讲得出真话。真话连着百姓心，连着真正的民情国情和世情，也是国家走向政治昌明社会进步的必须!一个堂堂正正的政治家，并不需要亦真亦幻的“贾雨村言”，也不应欣赏那种“女娲补天已荒唐，又向荒唐演大荒”的晦涩隐语。他所希望呼吸到的是在自由新鲜的社会空气中，弥散的时代气息;他所希望感受到的，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公众充分舒展的创新精神。而这一切都凝聚于真话之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