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遏制经济风险的积累，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，助力经济转型的启程?这是当下政府和民众都在着力求解的发展难题。
从发展自由的视角看去，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求解难题新的着力点。
一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·森曾经揭示的，发展就是扩展自由，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，也是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。自由是秩序的基础，也是发展的真谛。
发展自由，追求的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由，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，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自由。深化发展自由，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根基，是实现发展转型的战略支点，是加快改革进程的价值指向。
显然，简单重复以往强力刺激政策的套路，演绎过去政府投资拉动的故事，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，甚至还会生发更大的难题。深化发展自由，在改革的突破中，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，释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，积蓄经济转型的深厚潜力，当是我们的正确抉择。
保障公民自由流动的权利，是发展自由本质的政治表述。
公民生活权利的扩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。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，就是最生动的诠释和最深刻的启示。不同的人群，纷纷从土地的依附中、从乡村的封闭中、从单位的围城中、从体制的缝隙中解放出来。流动生成机会，流动解放梦想，流动改变命运。
如何持续释放自由流动的蓬勃活力?户籍制度和社会排斥，是必须打破的瓶颈。中国农民硬是靠自己的肩膀扛开了城市的大门，挤进了另一个世界。但是，他们还远远没有实现期盼中的市民化，还难以全面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合法权益。这最后一公里走得那么艰难。
而且，为了城市的形象提升和产业升级，一些地方实施“行政性腾笼”，清理低端产业;推进“城中村改造”，推高生活成本;设置“高门槛准入”，鼓励投资性技术性移民，限制低收入者低技能者。
大量进城农民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、最充沛的干劲和最灿烂的憧憬，都奉献给了城市，在“制度性歧视”和“政策性挑选”中，却无法在城市找到驻足的位置，无法逃脱被城市剥离的命运。其实，一个城市强制性的行政选择，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，而且不利于城市的产业生态和社会和谐。
提升底层自由选择的能力，是发展自由深层的社会内涵。
